每个人都希望自己成为一个与众不同的人，但又怕自己特立独行而不合群。正是这种“既要，又要”的自我苛求磨平了原本锋利的棱角，难道合群就是以失去个性为代价吗？“认识你自己”这句箴言源自希腊德尔菲神庙石柱，许多人终生求索却未必找到确切答案。《我们何以不同：人格心理学40讲》基于经典理论与现代研究，抽丝剥茧层层深入，回答了当代人对自我的种种疑虑。
自弗洛伊德以降，诸多心理学家致力于探究“人性三问”及其背后的真相，北师大心理学教授王芳作为解密者之一，深入浅出地引导大众了解人格的形成，激发更深层次的思考。人格心理学要破解的是塑型人格的因素以及各种驱动力，人与人之间无处不在的差异究竟从而何来？人格心理学作为新兴学科，特殊之处在于吸纳了哲学、神经科学、社会学和心理学的研究成果，比哲学更具“群众基础”，比神经科学更具人文关怀。
经营之圣、阿米巴管理模式的创造者稻盛和夫在《活法》里提到了“人格”的重要性：才智越发超群之人，越需要强大的力量来控制他的才智——这就是“人格”。他也据此给出一个公式：人格=性格+哲学。性格是人与生俱来的，哲学是在人生过程中学来的，两者合二为一，形成人格。然而，现实中即便是“六边形战士”也会遇到职场难题，在不受控的蜕变中戴上社交面具，活成了自己曾经讨厌的那种人。
社会的同化：刻板印象的伤害
相较于“MBTI”这样的“后现代占星术”，作者在书中介绍了一种名为“大五人格”（Big Five）的人格特质描述模型。这个模型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逐渐被主流心理学家认可。它用五个维度描述人格特质：开放性、尽责性、外向性、宜人性和情绪稳定性，分别指向新事物的接受程度、组织能力及自律性、社交及能量水平、合作及受信任程度、情绪变化情况。
在职场招聘场景中，五项指标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个体对岗位的适配度，人力资源得以在短时间化繁为简、对号入座。但正如该书作者所强调的，此类测试也有缺陷。测试中的评价都由受试者本人做出，但人们很多时候并非自己人格的最佳描述者。哲学家理查德·莫兰（Richard Moran）认为，与观察一个马克杯不同的是，我们观察对象是自己，无法拉开观者被观者的距离，无法获得同等客观性。世界谱系的多元化加速了个体差异化。人与人的差距，有时候比人和狗之间的差别还大。这话调侃又扎心，却是人间真实。独立的精神世界，与众不同的认知、行为习惯，情感诉求以及价值取向等等，很难以有限的类别进行划分。
这类测试在社会中引起狂热，更多是因为迎合了人类的“类别化认知加工天性”和抱团本能——人以群分，形成不同圈子是大势所趋，我们总是在有意无意间寻找同类，同类心照不宣的默契自然会省去很多不必要的沟通成本，但人格标签化的弊端在于自我设限，因此，即便是科学依据的标尺，也只能当作人生主旋律的参考依据，不能盲目以偏概全。
源于拉丁文persona的“人格”（personality），本意为演员在舞台表演时戴的面具。人生如戏，全靠演技，因时因地换上不同的角色面具，与其说虚伪，不如说是自我保护，也就是心理学家埃里希·弗洛姆（Erich Fromm）在《逃避自由》（Escape from Freedom）中所提到的“自动从众”（automaton conformity），“依附于某种宏大叙事，通过与其他人一样来将自我隐藏于大众之中以此获得安全感”。米兰·昆德拉在《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》中说到，选择抛弃集体赋予的意义需要极大的勇气和精神力量——可见承担起自由的责任是难上加难。
即使我们拿到了一份足够“客观”的测试结果，但其实也只是对当下的人格有所解释，并不能预测未来，它反映的与其说是人格类型（type），不如说是具体人格特质（trait）的显著程度。因为所谓的外向、内向，只是光谱的两端，而处在光谱上的人在复杂现实境况中做出的选择则千差万别。
比如，内向人虽不像外向人那样“社牛”，但也不一定“社恐”，他们只是喜欢独处，避免内耗，但在人际交往上不存在障碍和焦虑情绪。反观热爱交际的“社牛”，在“嗨聊”中不一定交到真朋友，而内向人貌似看起来“丧”，只是霸气不外露而已。
内向、外向各有优势，但社会上长期以来形成的刻板印象，在很多时候影响了我们对个体的判断。外向被视为积极乐观、情商高的代名词，内向则意味着消极悲观、不思进取，这些看法令内向人背负了莫名的压力。在“外向崇拜”的生存压力之下，内向人戴上面具强行合群，简历上的“性格乐观”、团队里的头脑风暴，本来格格不入的他们为了迎合主流扭曲了自我，被迫成为“伪外向人”。久而久之，没有个性的“社会变色龙”为了安全栖身而放弃自由。
这种偏见同样存在于大众对性别的刻板印象，从而加剧了男女不平等甚至固化了社会角色，比如很多人认为领导者应该是男性，女性不适合从事管理工作。而在在社会进化的过程中，两性劳动分工逐渐趋同，女性显现出男性气质会被认为刚毅，男性若有阴柔气质则会被诟病，基于刻板印象造成的隐性伤害打击面极其广泛。
人的异化：“卷王”的诞生
网络盛传，东亚有三大卷王：不睡觉的韩国人、不吃饭的日本人、不放假的中国人。这种说法颇具戏剧性，也不无道理，各有各的“卷”，但殊途同归——努力奋斗实现目标。“内卷”始于环境的变化，中世纪时代人际关系囿于部落与家庭，一代代人传承生产工具和劳动技能，个人服从宿命安排，一生少有变动，生活安稳，自然不需要“内卷”。文艺复兴时代起，民众对上帝神圣的信仰日渐式微，传统社会结构分崩离析，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推动着人类个体命运齿轮的转动。
作为人类文明进程的分水岭，工业革命实现了从工场手工业到工厂大机器生产的飞跃，人的身份也有了历史性的革新，工人、资本家、消费者，有压迫有反抗，在以劳力和智力换取金钱求生存的路上，一“卷”就是几个世纪。久而久之，空气污染、极端天气、“黑天鹅”、“灰犀牛”等事件不断，人人焦虑，消费疲软，不卷是不可能的。反过来，贫富差距拉大，幸福指数降低，对财富、地位、权力的渴望也会让人们多有顾虑，不“卷”更不行。
如弗洛姆说，“过去的危险在于人们成了奴隶，而未来的危险在于人们成了机器。和奴隶相比，机器不会造反。”心理学家阿尔伯特·班杜拉 （Albert Bandura）的“非人化”（dehumanization）即是将人降格成动物或机器，才有了“社畜”和“工具人”的称呼。
问题的关键还在于，人们对卡尔·罗杰斯所说的“成为自己”，在理解上常有失偏颇。究竟是做自己？还是迎合社会做别人喜欢的自己？一旦flag架空，人生顿失意义。这种置于人生之外的态度，也是当代人的精神顽疾，即便物质生活富足，也未必增加幸福感。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，在与他人的比较中，优越感还是会有跌落的可能，到时对自己重新定位，在不断对标中迎来高光时刻，“卷”出新境界。
这种“卷”的状态，事实上是在与他者的比较中努力摆脱现状的过程，“卷”出来的自我或是挖掘出潜在能力，真正超越自我，亦或捏造出了扭曲的假象，徒增新的面具。
自我的复归：远离内卷，加速进化
“内卷”的说法由来已久，美国人类学家亚历山大·戈登威泽（Alexander Goldenweiser）最初从艺术维度提出了这个概念，一种风格无法跳脱出既定模式，继而呈现出精细和复杂化表现。“社会达尔文主义之父”斯宾塞将达尔文“适者生存优胜劣汰”代入人类社会之中，在有限资源中竞争加剧，“零和思维”作祟，越来越多人无视规则造成资源分配失衡，由此带来人际之间功利性交往和低信任度，催生出面具背后那个不为人所知、与自我认同相违背的暗黑人格。
复杂多变的外界环境，会迫使个体重新筹划各自的生活节奏和人生走向，正如个体基于环境适应性考量的生命史理论（Life History Theory），个体必须在躯体和繁衍投入之间做出分配时间、资源和能量的权衡。个人渺小的力量无法改变宏观环境，只能尽可能提升自身的核心实力，将自身成长和发展置于优先位置，甚至推迟结婚和拒绝生育。“中年危机”常被误认为人到中年之后事业、家庭、感情产生的身心危机，事实上荣格最早提出这个概念的初衷，却是年轻时打拼奋斗达成Flag摘掉面具后的精神空虚。他们从“现实自我”（actualself）过渡到“理想自我”（idealself），成全了自己，却失去了丰满的人格，自成孤岛。经历过起伏波澜，依然怀有赤子之心的人寥寥无几，“愿你出走半生，归来仍是少年”也许只是美好的期待。
身处灯火通明的职场，个体的能力强弱和优劣势都被放大。初学乍练的菜鸟对人生规划一知半解心生困惑是常事，然而身经百战、见多识广的资深职场人更是身处迷雾，每个人都在如何保全自己且争取利益最大化上绞尽了脑汁。作者王芳引用了“投石假说”，解释了个体力量共同协作抵抗外力的效应，因此内卷（involution）的反义词并不是投降出局，顺势躺平，而是进化（evolution），与其压迫自我，陷入同类内斗，不如抱团取暖，在合作和助力等进化选择中向外寻求对标，实现共赢。但现实社会也有因个人追求利益最大化导致集体翻车的现象，比如加勒特·哈丁（Garrett Hardin）所说的“公地悲剧”，无偿开放的牧场，随着牲畜的超载而成为不毛之地，福利变祸害。梅里尔·弗勒德和梅尔文·德雷希尔提出的“囚徒困境”也是相似的两难选择。
有的公司也在逐渐洞察真相，在各个维度提升员工的幸福感。反内卷的公司不再996，而更看重效率和劳动力产出。在人工智能时代，与其压榨员工加班，防范“摸鱼”，不如以差异化的竞争吸引人才，毕竟KPI考核猛如虎，“社畜”只要在其位，就不会忘了高悬头顶的“达摩克利斯之剑”。
德国韩裔哲学家韩炳哲从社会学角度解释了这一社会精神状况，他认为，在“绩效社会”中，个人的价值和地位往往用工作绩效来衡量，从福柯式的规训社会以降，系统性的暴力并未消失，反而伪装成个体想要“更快、更高、更强”的自由意志，给全社会笼罩上焦虑、亢奋和倦怠情绪。或许，对真实情况的认知才能启动对于内卷的真正反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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